关于冷暖人生的信息

◇ 陈晓楠离开凤凰卫视后加盟腾讯网。

前凤凰卫视主播陈晓楠在加盟腾讯后，角色从主持人转变为媒体管理者，在事业方面释放冷暖人生了更多的势能。她主持过“冷暖人生”、“凤凰大视野”等多个王牌栏目，拥有丰富的现场主持经验，以轻松亲切的风格见长。本文是陈晓楠对自己做主持人时的一次心得分享，节选自《陈晓楠冷暖人生：冷暖人生我们就是在做“活着”两个字》一文，收录于周逵主编的新书：《非虚构：时代记录者与叙事精神》。

我们就是在做“活着”两个字

撰文/陈晓楠

编辑/张言颂

《冷暖人生》这个节目做冷暖人生了十几年，大家都在说我们十年坚持下来的东西。但其实我们在这十几年里面是一个时常困惑、时常觉得豁然开朗、然后突然又觉得进冷暖人生了一个死胡同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想说一下我们大概的这个节目的心路历程。

开始我们得到的是一个栏目名，这个栏目名给了我们一种精神气质上的东西，现在看起来这个栏目名真叫好，是一个大筐子，什么都能装。但是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形态、应该采写什么样的人物，我们就想做抓眼球的节目。

◇早年间主持《冷暖人生》时的陈晓楠。

所以当时就有一个在深圳的卧底女记者问了我一个问题说：如果要采性工作者，你敢不敢去？我说当然敢。然后我就在十多年前一个咖啡馆里约见了一个性工作者。其实想起来是很荒唐的一幕：她穿着晚上上班的衣服就来见我，然后她给我讲她是从外地来的，被男朋友骗到这儿来做性工作。但是她觉得这份工作不错，后几次被遣返回去都是主动回来的，因为这种生活在她看来是很慵懒的一种生活。可是她因为已经28岁，觉得她自己应该回家了，很难再做了。但是她同时又不断的问我说，“你是从香港来的，我怎么能去香港呢？”就是她在这样的一种纠结当中完成了跟我的对话。

当时作为一个从来没有做过人物访谈节目的人，我跟她说：“你等着一个礼拜以后，我们演播室的棚就建好了，那时候会有三个嘉宾跟你对话，然后我邀请你来。”随后她走入了茫茫人海，她的手机彻底停机，她住的地方也彻底找不到她了。这个我约见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是彻底失败。至今想起来我仍然不知道她跟我说的是不是真实的。

当时我们陷入的误区是：一直以一种非常猎奇的眼光想要找到一些嗜血的故事。所以我们在那个亮堂堂的演播室里是采过流浪歌手、采过乞丐、采过裸体模特、采过变性人。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我完全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每天陷入到“我根本不能胜任这份工作”的情绪当中。

◇ 变性人梦琪，这是陈晓楠早年间做的一期节目。

随后我们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走出去，走出演播室。我们做了第一个纪录风格的节目，叫《花季》。在九十年代的时候，一批女工在深圳玩具厂遭遇了一场大火，十年以后仍然有社会工作者记录他们的人生。我们跟随着这些工作者，找到了当时的这些女工或是被烧死女工的父母。

我们逆着他们出来的这个路径回到了他们的家乡。很多人从家乡到了深圳，根本没有再回去过。我们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再坐了很长时间的汽车，又坐了八个小时的轮船，接着扛着三脚架走了很远，到了其中一个女工的家。走在田埂上，瘦小黑弱的女工父亲跑着过来给我们扛三脚架。然后我们坐在那个田地里采访，那个田地后面就是他被烧死那个女儿的墓。就是在那个野地里头，在他女儿的墓前，他说到他女儿根本不想出去，当时马上就要出嫁了。新家具油漆了一半，十年以后仍然还在那儿——因为她死掉了就没有再把那部分剩下的家具油漆了。当时她为了给她弟弟挣一点钱盖房子，才必须要出去，但再也没有回来。父亲到了深圳去领女儿的骨灰，因为从来没有出过远门，不小心坐错到了广州，坐在地上失声痛哭。事故赔偿一共给了三万块钱。老棉袄里左边揣一万五，右边揣一万五，他当时说自己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人就这样回来了。

◇ 1993年在深圳致丽玩具厂大火发生前，门口合影的女工。

其实这个采访我们之前做了很多的准备，但我和制片人朱卫民一下子被现场所接触到的东西给真正打倒了。好像也是在这一次的采访当中，我们突然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这个节目的走向是什么了。其实我们想做的就是两个词：“人生”和“人性”，或者简单的说就是“活着”。

十几年来，其实我们就是在做“活着”两个字。

当下的中国，无论从纵线来看历史的脉络，还是横线看现在生活的切面，都具有巨大张力，我们觉得“活着”两个字可以涵盖的事情非常之多。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非常具体的个体生命，他的生命细节、生命的故事剖解他的人生，来解读当下这个世界。我们就想用一个一个的，很细腻的个体故事来解读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这是我们当时的一种追求。所以我们想选取的都是一些很标本式的人生。

“自画像式采访”

我们都知道“向我开炮”那个王成。实际故事原型在几年以前才承认自己是王成，因为他是一个志愿军的战俘。他从未被人家知道他就是那个原型。后来采访的时候，听到他说往日那一幕的时候我很感动，他一拍我的腿说：“闺女啊，我把你都说哭了。”他也失声痛哭。

我们还采访过一个台湾的老间谍。他是当时遣返回大陆执行刺杀任务，没想到在香港他认识了一个少妇，然后陷入爱河。于是他私奔到大陆想要戴罪立功，没想到人一进来就被抓了。30年以后他再寻找跟他私奔的那个少妇，两个人有一幕比任何电影都让我觉得震撼的相逢。

我们还采访过一些特殊的人生。比如说我们采访过在海滨的一个老太太，她盖了一个旅馆，专门来劝导、解救、收留那些跳海的人。于是有无数的人生展现在她面前。她只会给人家做一碗面陪他哭一顿，这是她解救所有人于濒死状态时唯一的办法。

我们也采过一个警察，他是缉毒者，但也不幸吸上了毒；我们也采访过一个原来黑社会的老大，后来变成一个牧师。还采访过一些现实的新闻人物，比如说曾经在拆迁当中把自己一把大火烧死的唐福珍，我们也采访过马加爵生后的很多故事。

　　◇ 2008年汶川大地震，陈晓楠与节目组奔赴灾区。

我们也做过许多群体性的采访：比如说知青。当年一个知青把自己上学的指标交给了女朋友，然后女朋友跟他分了手，他疯掉了。直到现在，我们去问他今年是哪一年，他仍然认为是毛主席健在的那些年。还有广大的失独群体，我们也采访过很多。

所有的人物对我们来说拼接起来的是这个社会一个个特别真实的场景，乃至全景。我们想用所谓一花一世界的办法，扎入到一个特别微小的生命里。然后发现里面是一个很宏大、很丰富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的世界，就是人性特别复杂和丰富的地方。

前一阵我看到有一个美国人物博物馆的一个馆长，他们打造的一种采访的方式叫做“自画像”的方式。我突然觉得心有戚戚。什么叫“自画像”的方式？就是我建立一种气场，使这个人他非常想要讲他的故事，他有这样的一种欲望。他是自画像，我把画笔交给他——你来画你的这幅画。让他执着自己的手，来画一幅特别细腻的内心世界的画像。所以我们特别希望通过这个节目能够做一个这个时代的一个灵魂状态的读本。我们只有达到他内心世界足够的深度、细腻程度，有足够多生命的细节，有足够多的情境，才能真的达到这一点。这是我们一直特别想追求的东西。

我的2014

最近几年，冷暖人生的采访地点基本上都选在“革命圣地”凤凰会馆六层的一间会议室。我们在这个只有几套办公桌椅的标准化会议室开辟出一个固定的角落，没人开会的时候，就摆上摄影机，挂上两块灰蓝色喷绘背景布，再合上厚厚的窗帘，布上几盏灯，开始长达四五个小时的私密采访。从镜头里看去，我和被访嘉宾想必是置身于一个精致深沉颇富格调的环境当中，不是图书馆怎么也是咖啡馆吧，绝对有一种超时空的历史美感。而事实是只要镜头稍拉开几公分，你就可以看到地上满是横七竖八一团乱麻的电源线；桌上满是堆得高低起伏的书包，衣服，水瓶，手机，还有一个歪着身子勉强支撑在椅子上的反光板。总之，很煞风景。

有那么一阵子我觉得在这样一个类似工地的空间里怎么能采访呢，但抗议未果，因为这确实是我们能找到的最方便也最安静的地点了。不过在这之后的几个月里，我很快发现，这个小小的极富欺骗性的镜头里的世界，其实也并不那么虚幻，它越来越真实，也越来越成为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似乎只要坐上那把神奇的椅子，只要开始问第一个问题，周遭杂乱无章的现实就可以渐渐虚化，我和我面前的那个人，携手出逃，一起走入属他的时光隧道，他的离合悲喜。

四五个小时的采访，高度专注，很累。交流不顺利的时候甚至感觉异常艰苦，当然崩溃也是免不了的。

去年夏天，我们采访网络上的争议人物刘强，就是曾经投掷燃烧瓶火烧靖国神社的激进青年。他在韩国坐了几个月的监狱，险些被引渡日本受审。回到中国后，他仍隔三差五去日本使馆门口拉标语，唱革命歌曲。最疯狂的是，他还在后背刺上了精忠报国几个大字。

刘强坐下后，眼神炯炯，近乎挑衅。他用中英日三种语言的名人名言回答我的大部分问题，拒绝讲任何故事，更不用提感受与细节。他刻意保持戏剧性高亢语调，每讲完一段话就要热切地望着我，似乎等待我击掌叫好。几个回合下来，我毫不意外的抓狂了。我提议休息一会儿，走出会议室直奔五楼剧组办公室。一般这个时候，制片人朱卫民同学都会猫在那里等待我胜利的消息，偶尔呢，就是在如此这般不顺利的时候，他就要在那里充当一个万能出气筒。果然，在我一通儿气宇轩昂发泄之后，他稳稳当当地说：“别勉强，不行就算了。”

◇ 《冷暖人生》，采访刘强。

没有了继续发泄的理由，也消了一半儿的气。当我再次坐回那个只有我和刘强对坐空间的时候，我告诉自己，无论如何，我需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要身临其境。

真正打开我们之间连接的是那个我们都很熟悉的词，恐惧。不知道被哪个细节触发，他突然谈到在韩国监狱中知道自己很有可能被引渡的那一刻竟瑟瑟发抖。从一个冲动的英雄变为后悔万分的抑郁症患者，在被护送回国的飞机上也想象着被日本人刺杀报复。回国之后，失去工作，家人朋友无法理解，整日处在担心被日本右翼报复的阴影中。一个温文尔雅的英语教师最终变为了站在天桥上一心想要跳下去的人。终于有一天他对自己说，“恐惧，趁你还没有杀死我之前，我必须要站在你的面前。”于是他从几年足不出户的生活中解脱出来，开始了在外人看起来那些近乎偏执的举动。与其说是政治狂热，不如说是一种自我救赎。

精神的困境与挣扎，是这个时代更大的真相。而我们正是希望在这个小小的空间之中，完成对周遭世界尽量敏感的观察和深入的解读。更重要的是，对世道人心尽可能真诚的靠近，而这需要一份活跃却也安静的力量。

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这可以承载四五个小时心无旁骛专注对谈的地方，和包围着它的杂乱无章相映成趣，这幅画面或许正是我们与所处现实之间关系最好的隐喻。

有时候在去采访的路上，想到我们打造的这个小小空间，会觉得等待我的好像并不是什么具体的楼，具体的房间，而是一个超越时空的情境。在这里，我们可以与这个喧嚣的世界保持一点点距离，沉下心来观察，思考，剖解，梳理。而且，这里有一份很深的信任，也有一份很纯粹的感情流动。

过去的一两年间，我还承担了凤凰大视野大部分的录制工作，常被人问，“一天一集，这量也太大了吧”。这个时候，反倒是我会觉得有点诧异，因为大视野的录制于我从来不是负累，更像是一次又一次的新鲜旅行，而且是深度游。有时候去往远古，有时候去往民国，有时候品评人物，有时候亲历战争。那个不大的摄影棚里也有一把神奇的椅子，坐上它说上一句，“各位好”，就出发了。往往还没觉得疲惫就已经到站，还真有点意犹未尽。

回头看看，这两档节目其实铺陈了我这几年生活的底色，帮助我找到与这个不断变换的世界打交道的方式，时而走近，时而抽离。但更重要的是，在它们依然沉稳的气息中，我得以在这个躁动的常常令人感到猝不及防的时代里，落稳脚跟，看看眼前的路，走下去。